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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编钟
编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。用青铜铸造而成,一套编钟由大小不同的扁圆形钟,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,悬挂在一个钟架上,然后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,即可演奏出美妙的音乐。而编钟的尺寸和形状也决定了对编的音调:钟体小,音调就高,音量也小;钟体大,音调就低,音量也大。这套编钟共14枚,尺寸依次次递减。编钟为长方形鼻钮,两铣下垂,通身以浇铸和错金的技法,饰以精美的花纹。舞部为云雷纹;篆带有涡纹。篆带上下及两篆间各有涡纹钟乳突起。两鼓面作蟠虺纹。其中八个编钟的钲、于部有错金纹饰。错金银工艺最早始见于商周时代的青铜器,主要用在青铜器的各种器皿,车马器具及兵器等实用器物上的装饰图案。第一步是作母范预刻凹槽,以便器铸成后,在凹槽内嵌金银。第二步是錾槽。“铜器铸成后,凹槽还需要加工錾凿,精细的纹饰,需在器表用墨笔绘成纹样,然后根据纹样,錾刻浅槽,这在古代叫刻镂,也叫镂金”。第三步是镶嵌。第四步是磨错。“金丝或金片镶嵌完毕,铜器的表面并不平整,必须用错(厝)石磨错,使金丝或金片与铜器表面自然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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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-2022

水陆攻战纹铜壶
器物形制为侈口,溜肩,鼓腹、圈足。有盖,盖面微拱,有三鸭形钮,并饰有卷云纹、圆圈纹及兽纹。肩部有对称兽面衔环双耳。通体用金银嵌错出丰富多彩的图像,画面分四层:第一层,习射和采桑。第二层,宴乐战舞(四川流行的巴渝舞)和弋射、习射。第三层,水陆攻战,左为步战仰攻,右为水陆战争。第四层,狩猎和双兽桃形图案。圈足饰菱形纹和四瓣纹。采用绘画与雕刻相结合的技法,开创了战国时期青铜器装饰艺术的新格局。该壶通体遍布图案,内容丰富多彩,生动地反映了2300多年前战国时期巴蜀大地上生产、生活、军事、礼俗的多个生活的侧面。在这件高仅有40厘米的壶面上,竟刻画了200多个人的形象,个个有特色,另外还有其他景物,表现了制造者高超的技艺,同时显示了巴蜀地区独特、精湛的嵌错工艺。所谓嵌错技术,是我国古代有一种传统的金属表面装饰工艺,也称错金银。是用金银或其他金属丝、片嵌入青铜器表面,构成各种花纹、图像、文字。利用青铜与另外的材料颜色对比,使嵌入的纹饰或文字更加清晰、鲜明和美丽,使一件器物不仅具有实用价值,而且赋予它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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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鞘双剑
剑,古代短兵器之一,被称作“百兵之君”。除了可用于防身和杀敌外,常常被当作一种装饰品,以示身份。此外,剑也被当作一种仪式道具,比如在中国道教仪式中,剑常常被作为一种降妖伏魔的法器;在欧洲,剑还被用于册封爵士与骑士。此双鞘由两块铜铸件嵌合而成,呈袋形,侧附双耳。中以凹槽非为左右剑室。鞘正面铸有类似蟠螭和卷云形花纹。双剑呈柳叶形,扁茎,无格无首,基部有两圆穿。剑身凸铸一圆圈,上下有双翼。此类剑在北川昭化、重庆、及成都、绵竹、峨眉、庐山等地均有发现。《后汉书·南蛮转》记载,古代巴人有善于投掷的短剑的特点,这种独具巴蜀特点能在远距离,连续投掷的双鞘剑,比不能投掷的单剑是一大进步。双鞘剑无论其实用价值或造型纹饰,都堪称艺术真品,在中国兵器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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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首耳大铜罍
罍,大型盛酒器和礼器。流行于商晚期至春秋中期。体量略小于彝,罍有方形和圆形两种,方形罍出现于商代晚期,而圆形罍在商代和周代初期都有。四川博物院藏罍均为圆形。此罍有盖,束颈,溜肩,鼓腹,圈足。盖为覆豆形,盖顶饰一卷曲蟠龙,盖上部饰有浓眉大眼四人,高鼻梁,冠饰为变形兽面纹。盖身饰两组相向而跪的牛,向中间一抽象人形作供奉状。器身肩部有相向而跪的两只立体牛头双耳,牛尾之间各装饰有立体羊头,器身腹部装饰有两个立体牛犊头。颈、肩、圈足上各饰两道凸弦纹。通身镶嵌绿松石。该器通体素地,碧绿晶莹,纹饰简练、造型生动。青铜器上的镶嵌技术很早就已出现,在早商的青铜制品中就有表现,例如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中发掘出了一个周围镶嵌有61块绿松石的圆形青铜器。到商代,镶嵌玉石技术更为普遍,常在戈、矛、剑等青铜兵器上应用,在容器上镶嵌绿松石的很少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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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-2022

虎纹铜戈
长援中胡,长方形内。近栏处有三穿。援后部至内两面饰半浮雕虎头,张口吐舌,口中一穿;虎身阴刻,延于内上,内中一穿。戈的一面浮铸一椎髻、腰悬宝刀之人;另一面饰巴蜀兵器上常见的纹饰。援脊下两面均饰滴水纹。其中一面阴刻巴蜀文图语。巴蜀文化青铜器中,虎纹是最常见的纹饰之一,且均居于显著的位置上。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记载:“廪君死,魂魄化为白虎。巴氏以虎饮人血,遂以人祀焉”。表明巴人崇尚虎。此类戈在重庆、湖南等地也均有发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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